一是使用条例，孟涛即持这一观点。

由此可见，无效类型具有撤销类型的DNA，二者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较之于概念，类型更接近具体生活。

最后，以利益衡量论与融贯论建构双阶考察法，具体操作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65]其二，重大且明显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如在彭锋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提出，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处罚，属超越职权，依法应予撤销。原配在获得男方支付的经济补偿后，放弃追究他的重婚责任。[30]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楚、关键证据有遗漏，那么之后的法律评价会导入错误的衡量要素，生成不当的衡量结果。

[24]该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四、无效行政行为认定的具体操作厘清概念和类型的解释方法，最终是为了正确适用实定规范。最后，单纯解释规则在方法论上须遵循回避宪法方法的学理逻辑。

单纯解释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法律方法穷尽后的一种辅助，只是作为一种形式的表面论据而已，并不具有实质性和常态性。由此，单纯解释规则在学理上区别于传统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并不存在对立法权谦抑的情境，也不以多种解释可能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规范的含义明确化，为此主要围绕立法原旨和立法目的展开。[67]德国法治也与此相通，秉持立法机关在现代分权架构下就立法而言当然享有优先权，即相对于其他权力，立法权在创法的程序中有优先的地位，虽然这并不排除司法权有参与创法的可能。

如果确定了漏洞乃该立法者原意志的存续所致，则行使合宪解释的空间便益形狭小。[71]既然该方法在本质上与立法目的无关，那么法院如果在事实上偏离了立法目的，则属于正当性基础之外的其他范畴。

德国学者施莱希等将其称为基于宪法的解释，区别于合宪性解释，因为它不是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对规范或其可能的解释进行审查，或在一定情况下决定规范不予适用，而是指在对能被做出解释的、拥有解释空间的规范进行解释和适用时，要注意宪法中的基础性决定。比如在Almendarez-Torres v. U. S.案中，[79]斯卡利亚大法官与布雷耶大法官基于不同的司法哲学而在回避宪法方法的适用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人们甚至可以说，联邦宪法法院在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宪法诉愿程序中，其将宪法适用于具体情况而起到的作用，与其他法院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然而，普通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宪法予以借援的正当性也存在争议，其主要围绕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展开。

具体可参见Ittai Bar-Siman-Tov, Legislative Supre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Rethinking theEnrolled BillDoctrine, 97Geo. L. J.323(2009)。[51]但面对客观存在的法律漏洞，法院在通过一般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方法仍无法解决纠纷时，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次位方法可以帮助法院确定结果取向，进而完成审判职能。有学者对德国所采行的集中式宪法审查模式从功能的角度进行了驳斥，认为如果采用德国法制，并不能让人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迅速直接的救济机会。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页，第460页。

[31]当然，基于一般司法权与宪法审查权的性质区别，一般司法权对宪法的适用必定具有方法上的独特性。[37]前引[1]，苏永钦书，第96页以下。

以上学说从各自角度来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未在制度及方法论层面予以有效区分。由于司法审判的主要职责在于解决具体案件纠纷，基于裁判之‘个案性，以及宣布法律为无效之效力的‘一般性，裁判当不是一个宣布‘违宪法律为无效的适当工具。

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合宪性解释对立法者起到一种特殊的间接拘束力。转自前引[1]，苏永钦书，第123页。瑞士学者坎皮休和穆勒将单纯解释规则纳入合宪性解释的范畴，离不开其独特的司法制度，即其在联邦法院内设立宪法审判专门机构，法院承担了运用单纯解释规则进行法律解释的功能以及合宪性解释的功能。[66]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还可以从现代法治国的立法优位理念得到说明。首先，议会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已宣誓效忠于宪法，那么法院基于议会的宪法忠诚义务，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必须与立法目的相符合，因为立法者在通常情况下当然制定符合宪法的法律，而不是相反。参见前引[4]，韩大元文。

[21]而德国学者对于传统合宪性解释与单纯解释规则的区分，也离不开德国司法制度中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功能区分。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第二，如果存在合宪解释与违宪解释之复数可能，且合宪解释相对更具合理性，则在结果取向上无疑将选择合宪解释而排除违宪解释。为此，有必要对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学理上进行澄清：一方面，虽然单纯解释规则与冲突规则都根基于宪法为最高法这一规范事实，但两者在学理上截然有别，应当加以辨别，否则会在方法适用上出现囫囵吞枣或一叶蔽目等情形。

在行使形式审查权而拒绝适用违宪法律之后，如仍出现法律漏洞，则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方法加以填补，由此并不影响一般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权分工，也符合一般司法权的本质属性，且不会出现诸如反多数难题等困境。但是，其确信力并非基于科学依据，而主要基于既有的合意与共同的前理解。

United States v. Harris, 106U. S.629，635-636(1883)。如有学者指出的，惟在实务上，发现无法在法律可能文义范围内去作合乎宪法的解释时，通常在宣布它违宪前，都还在文义外，尝试努力去作合宪的找法。People v. Superior Court(Romero)，13Cal.4th 497 (1996).[58]参见前引[20]，陈新民文。[9]See Harris v. United States, 536U. S.545，555(2002)(quoting U. S.ex rel. Atty Gen.v. Del.Hudson Co.，213U. S.366，408(1909)).关于回避宪法方法，See Michael T. Crabb, The Executive Branch Shall Construe：The Cannon of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and the Presidential Signing Statement, 56U. Kan. L. Rev.720(2008).[10]See Murray v. The Schooner Charming Betsy, 6U. S.(2Cranch)64(1804).也有学者认为雏形在更早的Mossmanv. Higginson案中便有体现，See Adrian Vermeule, Saving Constructions, 85Geo. L. J.1948(1997)。

[17]参见前引[4]，拉伦茨书，第243页。因此，虽然可以通过宪法来对法律进行个案解释而认为法律合乎宪法，但不得逾越司法权的界限，通过宪法来进行立法。

[29]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制度层面的异同，但并未深入至方法论层面。第一，法院在解释过程中可能并不忠于立法目的而有所偏离。

参见前引[4]，拉伦茨书，第242页以下。[59]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也曾明白宣示：一个法律如果可能透过解释而符合宪法的观念，且不失其意义时，即不违宪。

(2)对由于社会变迁而使立法规范不能完全对应社会现实的情形，司法者基于不得拒绝审判等义务，可以在遵循上位法规范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方法论进行一定的解释性适用。[25]参见谢维雁：《论宪法的司法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2期。任何一种方法也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为了让人民在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害时能获得迅速及直接的救济，为了使宪法能充分落实，加深法官及一般人民的宪法素质，在审理具体的诉讼案件时，其应该具有违宪审查权。

这种宪法上的半阴影实际上具有与宪法同样的禁止效果。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发现所适用之法规与宪法相抵触，应提请有权机构进行宪法审查，而不能径行拒绝适用。

故合宪解释基本上是偏向体系解释。[6]参见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其次，合宪性解释在方法选择上具有次位性。复数解释之前并没有合宪性解释的适用空间。